都柏林去宣传自己的主张，我的一位同胞对他说过一句话，你听说过这件事吗？那个宪章派高喊道：‘弟兄们，人都是一样的，这一个人不是同另一个人一样好么？’那个爱尔兰人高声叫道：‘对呀，演讲的先生，你说的对呀，而且还比他娘的另外一个更好一点呢。’查尔斯听到这儿笑了。可是医生伸出一个手指，严肃地摇动着。“你别笑，史密逊。可是你要注意，那个爱尔兰人是对的，他并不是胡扯。那句‘比他娘的另一个更好些’将会毁掉这个国家。不信咱走着瞧。”

“可是照您这样说，您的两尊家神也应受到谴责喽？是谁为大多数人的幸福祈祷来着？”

“我并不反对大多数人的幸福，问题是我们怎样得到幸福。我们没有‘铁的文明’时不是照样过得挺快活？”（“铁的文明”这儿指铁路。）“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呢。你要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但总不能揠苗助长吧？”

查尔斯有礼貌地轻声说了句赞同的话。格罗根正好触及到了他伯父觉得同样敏锐的问题。他伯父的政治主张跟格罗根完全不同。许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为“改革法案”奋斗过的人，在三十年后转而反对改革。他们觉得机会主义和两面派是这个世纪的致命弊端，结果他们身上产生了具有威胁性的妒嫉和反抗精神。或许由于这位一八○一年出生的医生确实有点奥古斯都式的仁爱，他过分地认为，进步要靠有秩序的社会…所谓秩序，就是对他现有的一切毫不干涉。

这就使他既接近法西斯式的边沁，而更接近自由主义者伯克。②不过，他那一代人对“新英国”以及一八五○年以后长期经济繁荣时期崛起的政治家持怀疑态度，也并非毫无道理。许多年轻人，从查尔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到马修·阿诺德那样名闻遐迩的年轻人，都同意他们的看法。不是听说似乎已改变了宗教信仰的迪斯雷利，在临终时居然为犹太死者低声祷告吗？那个徒有其名的演说家格拉斯通，在现代政治史上不也只是个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大师吗？不也是个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吗？最高阶层的人物讲话时闪烁其词、不知所云，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呃，看样子应该改个话题了。查尔斯问医生，他是否对古生物学感兴趣。

奥古斯都（公元前3…公元4），古罗马第一位皇帝。

②艾德芒德·伯克（729—797），英国政治家。

“爽快地说吧，不感兴趣，先生。我还不想破坏刚才那顿晚饭所引起的兴致。我倒喜欢研究现代生物。”他坐在高背椅子上，对查尔斯微笑着。‘我们只有对生者研究得更透彻时，才能去研究死者。”

查尔斯接受了对方的反驳意见，趁机说道：“前几天我听说当地发生的一件事情，它使我跟您有些同感。”他故意停了一下。“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想您知道的肯定比我多。”说到这里，他感到自己这样转弯抹角，可能反而暴露出自己并非偶然谈及此事，于是急忙说：“听说她名叫伍德拉夫，在波尔蒂尼夫人府上做事。”

医生用带柄的铁托盘托着玻璃杯，眼睛望着托盘。“噢，对，可怜的‘悲剧人物’。”

“我说话可能不够谨慎，不过我想问一下，她是您的病人吗？”

“这个么，我关心波尔蒂尼夫人，因此不允许有人说她的坏话。”

查尔斯偷着瞥了医生一眼。医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里闪出了一道深恨波尔蒂尼夫人的凶光，这肯定不会错。年轻人微微一笑，低下头来。

格罗根医生伸手捅了捅壁炉。“对外面海滩上的化石，我们知之甚少，而对发生在那姑娘内心的东西就更不了解了。最近，有位聪明的德国医生把忧郁症分成了几种类型。有一种他叫作中性。所谓中性，他指的是先天性的，即生来就有悲伤的脾性。另一种叫作阵发性，即在某种情况下会变得忧伤。这一种，我想你懂得，我们大家有时也会患上的。第三种叫作模糊性忧郁。所谓模糊性，意思是那个可怜的医生自己也搞不清楚发病的原因。”

“她是阵发性，是不是？”

“呃，别急，难道她是第一个被抛弃了的青年女子吗？我告诉您，莱姆镇有十来个这样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