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维护这种信仰的人的作品里，这种信仰是那么微不足道。不过，诸位先生，在此碰到一个暗礁，我岂不是相当不幸？因为在把所有死者都应得到的敬意给谢尼埃先生献上的同时，我担心碰上一些更为出名的亡灵。倘若一些不大宽容的解释要把我这种不由自主产生的不安说成是罪过，那我就情愿躲在一个强大帝王在历代被侮辱的王朝尸骸上建起的赎罪坛脚下避难。啊！对谢尼埃先生来说，要是他没有参与群众动乱，他会更加幸福！

①指法国诗人埃斯梅纳尔，他写过一首诗《远航》。

②指红衣主教莫利，他本已退隐意大利，但拿破仑又把他任命为巴黎大主教。

③凯厄斯(Caius，一五一○—一五七三)，英国人文主义者，内科医生。格拉库斯、卡拉斯不详。亨利八世(HenrilVIII，一四九一—一五四七)，英国国王。

因为动乱的不幸后果最后还是落到了他头上。他和我一样，知道在风暴中失去一个至爱兄弟是什么滋味。要是天主在同一天把我们不幸的兄弟召到他的审判庭，我们的兄弟会说什么？要是他们在最后的时刻，在把血流到一起之前相遇，没准会向我们大喊：“停止你们的内战，找回友爱与和平的意识。每一方都受到死亡的打击。无情的分裂会叫你们付出青春与生命的代价。”这也许就是他们出于手足之情的呐喊。

现在这些话只能安慰我的前任的亡魂了。要是他能够听到这些话，一定会感受到我在此对他兄弟所表达的敬意。因为他本是个豪爽的人，甚至就是这种豪爽的性格把他拖进了革新运动。想必革新运动很是诱惑人，因为它答应把法布里齐乌斯①的美德还给我们。可是他不久就失望了，情绪变坏，才华变得反常。他被运动的潮流裹挟，从诗人的孤独来到乱党贼众中心，怎么可能沉湎在那些使生活变得有趣的情感之中？他本是在希腊的天空下面出生的，要是他只见过希腊的天空，要是他只察看过斯巴达和雅典城邦的废墟，那该多幸运呀！我说不定会在他母亲①的美丽祖国与他相遇，我们也许会在佩尔默斯②海边发誓订交：或者，既然他注定要回到父亲的家园，何不让他跟随我去风暴把我抛进的荒漠呢？森林的静穆将会安抚这个骚动的灵魂，荒野的茅棚也许会使他对王家的宫廷生出友善之情。可这都是毫无意义的愿望！谢尼埃先生始终在观看我们的骚乱、我们的痛苦。先生们，他年纪还轻，就患上了不治之症，你们眼见他缓缓走向坟墓，最后永离人世…他临终的情况，没人对我说过。

①法布里齐乌斯(Fabficius，公元前三世纪)罗马政治家，以廉洁正直著称。卢梭十分推崇他，称他为“罗马老人”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记叙了他的一生。

①谢尼埃的母亲出生在君士坦丁堡，是拉丁人，受的是希腊文化的教育。

②原文为Permesse，查不到在哪个地域，通译为什么名字，姑用音译。

我们这些经历过动乱纷争的人，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注视。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人都多少失去理智的年代，谁又能自诩为出污泥而不染呢？因此，我们要对别人宽容，有些事我们虽不赞成，却也要原谅宽宥。有时才华、天才甚至美德也可能跨过责任的界限，这本是人类的弱点。谢尼埃先生热爱自由，我们可以说他这是罪过吗？就是那些骑士本人，要是他们能走出坟墓，也会追随我们时代的光明的。要是那样，我们就会看到荣誉和自由那种完美的结合得以形成，就像瓦卢瓦家族统治时期，那些哥特式的齿形装饰在我们的宏伟建筑上无限优雅地环罩在希腊柱形顶端一样。自由难道不是最贵重的财富，不是人的第一需要？它使天才热情奔放，使心灵得到升华。对于缪斯的朋友，它像他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可缺少。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附他人而生存，因为它们使用的是一种单独的语言，并不为群众所理解。而文学则不同，它用的是通用语言，若是戴上了脚镣手铐，就会衰弱，就会死亡。若是在写作时，必须禁止自己表达高尚的感情，表达强烈而伟大的思想，那又怎么写得出不辜负未来的篇章？自由乃科学与文学之友，这本是如此自然的事情。当自由被人从人民中间驱走时，它就躲到科学与文学身边避难。先生们，自由委托我们替它撰写编年史，替它向敌人报仇，把它的名字与对它的崇拜传给后人，传到千秋万代。为了使们不致误会我所表达的思想，我谨声明，我在此谈论的自由，是来自秩序和产生法律的自由，而不是源于放纵招来奴役的自由。《查理九世》作者的过错并不在于向那些神祗中的随便叨阶奉上了乳香，而是在于认为它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与一个君主立宪政府水火不容的。一个法国人把这种自主表述在他的看法之中，而别的民族则把它写进了法律。自由在他看来只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原则。从本能上说他是公民，而他选择的却是臣民。即使你们哀悼的作家作了这种思考，他对于破坏性的自由与建设性的自由也不是怀着同样的热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