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方木提的以上依据与传统的并案侦查条件并不完全符合，且多是于主观推测，然而，在杨学武的大力支持下，市局最终还是同意了方木的主张，并从市局及案发地所属的数个公安分局调人员，成立专案组。

三起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被统一整合，集中到专案组分析理，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侦查方向及范围。与此同时，方木也接受了一个任务：为凶手心理画像。

所有人都在期待，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此外，这三起案件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也恰恰是凶手最希望看到的。

在媒介的引导及渲染下，他们的“恶行”都被无限放大，从无心之失或者一意孤行变成千夫所指。严厉谴责者有之，喊打喊杀者有之。一面倒的舆论让这些普通人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公敌。

简单地说，方木要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对凶手的动机、行为、目的及其心理特行相关分析，而对凶手的相关属行描述。这描述，将为警方提供一份较为直观的嫌疑人特征描绘提纲，以便缩小排查范围，并预测新的犯罪可能及其特，在确定侦查方向的同时，也提防范工作的重。

首先，凶手在作案时都了手以及帽，并着意清除足迹；

于是，魏明军被迫用自己的血当作墨来解题以获得密码。姜维利重回“予”并溺死于“羊”之中，以实现“有能耐你把我回去”的狂言。在吴兆光上，则几近完地重现了侯永梅被烧死的整个过程。

其二，被害人相似。从表面意义上来看，三起杀人案的被害人的自属几乎毫无相似之。除了别相同之外，被害人的职业、学历程度、家成员情况、社会往关系、经济状况都有很大差异。然而，在对三名被害人行被害风险评估之后，就能够发现，在遭受侵害的风险程度上，三名被害人有度相似之。

当那三名被民众诛笔伐的“作恶者”相继以极宿命的方式死去时，拍手称快者大有人在。似乎整个社会的激烈情绪都从这些命案中得以宣。他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赞扬，似乎也更加确信自己的行为并不违反德，至少是维护公平与正义所必需的。

从杨学武下载并打印来的那些网页来看，几乎每个门网站的国内新闻中，都有关于吴兆光的相关链接，各大搜索引擎中“吴兆光”与“菱车主”、“消防车”等都是门关键词。尤其是网络论坛，每个关于富都华城火灾的帖下面都附随着大最回复。其中“烧死他全家”、“无良车主必须付代价”、“人渣！去死”等目惊心的字数不胜数。

以凶手的缜密心思，不可能不知这样一个理：他在现场行的活动越多，留下痕迹证的风险越大。他之所以仍然持这么，乃是他希望借此实现所谓“公平”的烈意愿所致。换句话来说，单纯杀死三个被害人，并不能充分满足凶手的内心需要。致其于死地，固然是凶手追求的目标。然而，相对于死亡这一结果，凶手显然更看重死亡的形式。而且，通过这些极宿命及形式化的“仪式”凶手一方面得到了某情绪及心理的宣，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借此向整个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善恶有报。

其次，因每次犯案时都需要携带一定数量的犯罪工，例如保险箱、、桶及油桶等等，凶手疑似驾驶机动车辆前往犯罪现场；再次，分犯罪工质相同。在富民小区杀人案及富都华城纵火案中，凶手都曾用乙醚来麻醉被害人，并用相同（或相似）的黄胶带束缚被害人的手脚。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7中学杀人案中，凶手用木敲击的方式使被害人丧失反抗，而在后两起案件中则使用了乙醚。这似乎表明凶手在系列作案中，对作案手段的风险及可靠系数行反思，并有意升级，而选择更有效、保险的手法；最后，凶手在三起案件中，都采用了非常不必要的繁琐程序来完成杀人。从现场重建分析的情况来看，在致被害人死地之前，凶手都已将被害人彻底制服。此时，杀死他们实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凶手甘愿冒着在现场停留时间过长、随时可能暴罪行的风险，费时费力地安排了非常复杂的“仪式”来杀死对方。

这“仪式化”的现场传达来的意义是，死者曾给他人带来的痛苦，最终都报应在自己的上。

在一般情况下，犯罪心理画像所依据的信息主要来自于现场勘查以及对被害人、现场知人（例如目击者）的分析研究。从这三起案件来看，几乎不存在现场知人。而且，凶手在现场留存的明态痕迹少之又少。然而，没有信息，本就是一信息，也能在某些方面说明嫌疑人的心理属。

如果把公众发到吴兆光上的愤怒换算成能的话，他何止会成为一焦尸，只怕连一骨渣都不会剩下。

魏明军和姜维利的“臭名昭著”自不必多言，在侯永梅被烧死后，吴兆光同样在舆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除了纸质媒连篇累牍的报导之外，电视、广播中也将他和那辆灰五菱面包车反复曝光。特别是在网络上，好事者对吴兆光的相关信息行人搜索后公之于众。从手机号码、住宅电话号码到家住址、工作单位，甚至吴兆光的妻女及亲属的信息数据都被公开。

在某程度上，凶手的犯罪心理定势在这外环境中再次得到巩固和加。他敢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多次犯案，也印证了这一。

的是他本人。

其三，犯罪手法相似。从表面上来看，这三起杀人案的手法各不相同。三名死者分别死于失血休克、溺死及火灾。然而，透过表面征象，仍可以发现其中的共。

这全民皆言可杀的社会效应，在魏明军、姜维利和吴兆光上都有明显的现，而恰恰是这共，让三名被害人成为凶手彰显“公平与正义”的目标。不可否认的是，被害人所有的这舆论背景，大大化了凶手的作案动机。在某程度上，凶手的意图与公众情宣的需要度契合。换句话来说，凶手之所为，即是公众之所想。实际上，凶手似乎成为公众意愿的代言人和执行者。也许，不仅在凶手心目中，甚至在整个社会的视线里，杀死这三个人，虽已犯刑法，但并不有违德。于光的母亲直唿其为“大侠”或许恰恰就是这心念的现。

从现有情况来看，这项任务无疑是很艰的，而且，它的意义在于能够指明侦查方向。否则，一切侦查活动都只能是无的放矢。专案组只给了方木五天时间。

那就是，三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这突如其来的“名声”都来自于死者生前的所谓“恶行”经新闻媒披后，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展示在公众的视野之内，并迅速成为街巷尾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