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了这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很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西，我们说它是崇，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模糊不清的混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为好。总而言之，这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

从这个例来看，要逆转人，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人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我就不知，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个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了这东西。举个例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把戏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不老实的上拉下去打板。有了这两个因素，这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两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还是不糊涂，还知一加一等于二，这只说明一件事：要逆转人，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的脆弱。

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冲走了一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去追，电杆没捞上来，人也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引起了一小小的困惑：我们知青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木？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结论是：国家的一稻草落下也要去追。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稻草，人家也没这么说。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什么，这想法本就不崇。坦白地说，我就是困惑者之一。现在有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的。我知它的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但这论吓不倒我。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极难得的际遇，这些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经历是一崇的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了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来说，我认为崇有两：一是当时的崇，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光荣。还有一崇是现在的崇，忍受了这些痛苦、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的。我觉得这后一崇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上这痛苦，把它视为一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会自己骗自己的动。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经历是崇的。这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方法来达到崇。这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说到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属一加一等于二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的牺牲是无价值的，所以这经历谈不上崇；这不是为了贬低自己，而是为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有个清醒的评价。逻辑学家指，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状态正确的称呼叫“糊涂”人的本是不喜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经过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变得更聪明。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更看不懂了，他就是变得更糊涂。不发生了哪情况，七十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过去欧洲有个小岛，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一挑，走过崎岖的山，到岛西面倒掉。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从地中海里汲来。西面也是地中海，这担还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着的。我想，倒在西面的最终还要回东面去。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就是这样的事。有人会说，这劳动并非毫无意义，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提升犯人的灵魂；而有些人会立刻表示赞成，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很会打人。据我对人的理解，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也有人会保持这观。假如不是这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在这情况下，人就被逆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