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谷里度过。我青春时代的初恋呀,你带着你的魅力逝去了!的确,我刚才重新看见夏洛特,但是,这中间过去了多少年?往事的温柔的光线,黑夜前黄昏淡淡的玫瑰红,而太阳早就落山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革命论》——它的影响——诗人勒米埃尔的侄儿的来信
人们(首先是我)常常将生活比作一座山,我们从一边上去,在另一边下来。也可以将它比作阿尔卑斯山,山顶光秃秃的,覆盖着冰雪,看不见背面。按照后一种形象,旅行者老是往上爬,不再下来;这样,他对走过的空间和小路看得更加清楚;这些小路不是他选择的,但他沿着这些小路爬上平缓的山坡。他怀着遗憾和痛苦注视他开始迷路的地点。因此,应该说,《革命论》的出版是我偏离平静的道路、将我引入歧途的第一步。我写完我给自己确定的巨大工程的第一部分;写下这部分的最后一个字时,我处在死的念头(我又生病了)和梦已做完的感觉之间:“Insomnisvenitimagocenjugis”①。《革命论》是在贝利印刷厂印的,一七九一年在黛博夫出版社出版。这个日期标志我人生的转变。有时候,我们的命运或者屈服于社会,或者屈从于性格,或者开始让我们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角色,突然偏离它原来的路线,像一条河流突然弯曲而改变方向一样。
①拉丁文,引自《埃涅阿斯纪》:“她丈夫的身影在她梦中出现。”
《革命论》概述了我作为诗人、伦理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的一生。说我希望这部作品取得巨大成功——至少在我可能希望达到的范围内,这是不在话下的。我们这些作家,奇迹般的世纪奇才,我们拥有和未来人民保持沟通的抱负;但是,我认为,我们不知道后代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写错了他们的地址。当我们躺倒在坟墓里的时候,死亡将把我们写的或唱的话冻结得非常僵硬,以致它们不会像蒙田的“冻结的”话那样融解。
《革命论》应当成为历史百科全书。出版的第一卷已经是相当庞大的研究工作;续集已经完稿;接踵而来的,除了编年史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注释,还有诗人的短小诗篇,《纳奇兹人》等。直到今天,我还几乎无法理解,在我到处流狼的、遭遇那么多挫折的职业生涯当中,我怎么能够从事如此规模的研究。年轻时,我常常坐下来,一口气写十二个小时到十五个小时,连桌子也不离开,反复涂改和重写一页文字。年迈未能使我失去这种埋头苦干的能力。今天,我的外交函件全部由我自己起草,而且这些工作毫不影响我的文学创作。
《革命论》在流亡者当中引起轰动。这部作品同我的患难朋友的感情是矛盾的;我在我的各种职位上表现的独立性总是伤害与我同路的那些人。我担任过不同军队的首领,而士兵们并不属于我自己的党派。我率领保皇党去争取民众自由,尤其是他们所厌恶的新闻自由;我以同样的自由的名义,将自由党人集合在他们憎恶的波旁王朝的旗子之下。有时,流亡者的舆论出于虚荣心,依附于我这个人:英文的《杂志》以赞扬的口气谈论我,《拥护者》则充满溢美之词。
我将《革命论》寄给拉阿尔普、然格内和德萨勒。勒米埃尔,同姓诗人的侄儿,格雷①的诗作的翻译者,一七九七年七月十五日从巴黎给我来信,说我的《革命论》取得巨大成功。肯定的是,如果说《革命论》一时有些名气,但它很快被人遗忘了:一个突然出现的影子吞没了我的荣耀的最初光芒。
①格雷(ThomasGray,一七一六—一七七一):英国诗人。
由于我几乎成了名人,上层流亡分子在伦敦寻找我。我一条条街往前走。首先,我离开霍尔鲍尔—托特汉考路。搬到汉姆斯底德路。在那里,我在奥拉里夫人家中待了几个月。她是一位爱尔兰寡妇,有一个十四岁的漂亮女儿,特别喜欢猫。我们被共同的爱好联系在一起,但不幸的是,两只可爱的小雌猫死了。那两只猫白得像白鼬,只有尾巴是黑的。
在奥拉里夫人家中,一些邻居老太太常来喝茶。我不得不按照传统习惯陪伴她们。斯塔尔夫人在《埃杰蒙夫人家中的科琳娜》中描绘过这种场面:“我亲爱的,你是否认为水可以冲茶吗?”“我亲爱的,我想还要等一会儿吧。”
经常参加这种晚会的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尼尔;她身材高大,由一个保护人陪同。她在我的目光深处发现伤感,因为她对我说:“youcarryyourheartinasling?(你把你的心当作肩带佩在身上)”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披露心迹的。
奥拉里夫人动身到都柏林去了。这样,我又离开穷困流亡分子聚集的地区,逐渐搬到西部富裕流亡分子的居住地,生活在主教、朝臣和马提尼克岛的殖民者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