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欧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上，同样质料的长，脚上闪着银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答，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调。骨里还是唯主义者。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哨，上多的如意，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咖啡、青里面打，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的生活比女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一个男。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一般的聚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的。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人的世界。我们的裁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不可思议的洪。裁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为小。上层阶级的女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丝袜也只到膝为止，与袜的界偶然也大胆地暴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的长而宽的淡丝质的带，带端飘着排穗。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最近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服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议论，说男如果对于衣着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着绣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质的衣，斗篷，这倒也值得我们参考的资料。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分的灵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挖成圆形，方形，心形，金刚钻形。白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肚上。际与女常常有平光镜以为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蓄意要模仿男。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有清教徒的风格。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缩。喇叭袖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脸也变了瓜脸，这一次的领却是圆筒式的，抵着下颔，肌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这衣领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理智化的逸的空气——直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与下面的丰柔的。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军阀来来去去，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现在要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廓曲曲勾。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袍来得妥当，便臃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绿方格的兔呢制了太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面上颇有得。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满地的鱼腥和青白的芦粟的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短了，装饰质的镶也免了，改用盘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背心，颈项、两臂与小。

一双袖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很有“三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