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玻璃一样的地板上，我也想要消失。失掉我的名字，失掉我的形，只保留住在四间回响的声音和的腻；然后，我就可以飘飘摇摇，乘风而行，漫游雪中的长安城。

带扶栏的凉台，但她把门拉开之后，我才发现没有凉台，下面原来是浩浩的黑江──那黑得透明的，和人的瞳孔相似；从看下去，黑的像一锅汤在翻腾着，下黄的卵石清晰可见。那位白衣女人迅速地脱去了衣服，我已经见过的…她一只手抓住拴在檐下的白绳，另一只手抓住我的领，把修长、凑的贴在我上──换言之，贴在黑的毡上。顺便说一句，那条白的绳是棉线打成的，虽然，却柔；隔上一段就有个结，所以，这是一条绳梯，一直垂到里。又过了一会儿，她放开了我，在那条绳上来去，分开飞旋的雪片，飘飘摇摇地降到江里去。此时既无声息，又无人迹；只有黑白两的景。我不知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它绝不会毫无意义。

在古代的长安城里，有一条黑的江，陡峭的江岸上，有一些木吊楼。我在其中一座楼里。我所的白衣女人穿过飞旋的雪片到江中去游。这个女人白皙、颀长，在黑的吊楼里，就如一天下的光线；就如一只磨石地板上的猫──这是她下到江里以前的事。我不知她是谁，只知她是我之所──等到她从江里来时，肤上满是渍。在渍下面，变得像半透明的玉，或者说像是磨砂玻璃。整个房间充满了雪天的，肤摸起来像玻璃上细腻的雾…在冷冽的汽中，新米的香味愈演愈烈。

但我又曾生活在灰的北京城里。这里充满了名字。我有一个姥姥，一个表弟，还有我自己，都有名字。我们住在东城的一条街上，这条街也有名字。我在这条街上一个大院里，这座院也有门牌号数。我很不想吐这些名字。但是，假如一个名字都不说，这个故事就会有残缺不全──我长大的院叫作立新街甲一号，过去这院门有一对石狮，我和我表弟常在石狮之间──吐了这个名字，就暴了自己。

我不由自主地写下了这个故事，觉得它完全于虚构。那位白衣女人看了以后说：不怎么说罢，我不同意你把什么都写上。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听她的气，这好像是发生过的事情。难我和她在长安城里过？我怎么不记得自己有这么大的年龄…我需要记忆。难这就是记忆？

我和我表弟常去看那台禄来福来相机，要求售货员把它“拿下来看看”人家说：别看了，反正你们也买不起；

因为想起了这些事，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那时候我又又瘦，穿着一件领的学生上衣，双手总是揣在兜里。这条蓝布的膝总是油光银亮，好像涂了一层清漆。天里，我脸上痛难当，屑飞扬，这是发了桃藓。冬天，我的鼻又总是在：我对冷风过。我好像还有鬼剃的病──很多委托行都卖大穿衣镜，站在它的面前，很容易暴发脱落的问题。我总是和我表弟在京城各家委托行里转来转去；从前门去，浏览货架寻找猎，找到之后，就去委托行的后门找人。走到后门的门，我表弟站住了，带着嫌恶的表情站住，递过一团粪也似的手绢，说：表哥，把鼻涕──讲面，别给我丢人！我总觉得和他的手绢相比，我的鼻涕是世上绝清洁之。实际上，那些也不能叫作鼻涕。它不过是些清而已。

在我自己的故事里，我修理过一台“禄来福来”相机。“禄来福来”又是一个名字。这是一德国造的双镜反光相机，非常之贵。到现在我也买不起这样的相机。然而我确实记得这架相机，它摆在西四一家委托行的货架上。这家委托行有黑暗的店堂，货架上摆着各电、仪，上面涂着黑的烤漆、皱纹漆遮掩着金属的光泽──总的来说，那是在黑暗的年代。就如纳博科夫所说，这是一个纯粹黑白两的故事。

我在江边的木屋里，这里的地板很平整，平到可以映人影。我终于可以听到那条江的声音了，在河岸边搅动着。从理论上说，有很多东西比比重大。但我想象不有什么比更重。每有一个狼冲到岸上，整座吊楼都在颤动。就在这座摇摇晃晃的房里，我亲近她的。她既冷冽又温，既情又平静。在黑白两的背景之下，她逐渐变得透明，最后完全不见了。与此同时，新米的香气却越来越。与此同时她说，这难不好吗？声音弥散在整个房间里。这很好，起码什么都不妨碍。我她的既虚无又致密的，那些不存在的发丝在我面前拂动；在我肩还有两若有若无的鼻息…等到一切都结束，她又重新现在我的怀抱里；带着小巧鼻翼冰凉的鼻，房像一对白鸽──老实说，形像并不像。我只是说它偎依在怀里的样，这是我和那位白衣女人的故事，但它也可以是薛嵩和他情人的故事。是谁都可以。在这座城里，名字并无意义。

江边吊楼敞开的窗外面，雪片变得密密麻麻，好像有些蘸满了白浆的刷不停地刷着，黑斗篷的外面越来越冷，冷气像锥一样刺着我的面神经。而在那件斗篷内，在这黑白两的空间里，则温如。她不再散发着新米的香气，而是弥漫着米兰的气味。米兰是一香气甜得发苦的。在我看来，黑白两的空间、冷分明的温差，加上甜得发苦的，就叫作“”我不同意她再次消失，就地抓住她的手腕…于是，她直了，把白的双肩探到斗篷外面，添了一下嘴。不怎么说吧，第二次像一样自然地过去了。以后，她在我两侧跪了起来，转了一个；再以后，她倚着我，我倚着墙，就这样坐着。我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坐着会使我到如此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