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说的中译本在书以前曾在《莽原》杂志摘译刊登，编辑为此付了辛勤的劳动；在全书翻译过程中，百文艺版社的编辑同志给予很大的鼓励和，全书译后又认真推敲，对译文加工；汪跃同志协助译每一章的卷引语；本书的作者约翰·福尔斯先生从英国寄来了中译本前言、生平著述年表和照片。在此，一并向以上诸位表示切的谢意。

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和他后来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另一小说《丹尼尔·丁》中，都运用了比较技巧。在这两小说中，故事和人并不是他要描述的唯一内容，而是围绕情节的发展，书中展开了各思索和探讨，了大段大段的议论。作者似乎不慌不忙（例如查尔斯遇到女主人公莎拉是在第一章，而他们二人一直到第十二章才开始直接接），迈着沉思默想的步时而环顾四周，对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许多问题行议论。例如，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对时间观念、审观念、理德、服装式样、建筑艺术、科学研究的发展程、妇女解放运动、私人侦探行业等都行了广泛的议论或行不同时代的比较，甚至对象几车、椅装饰、妇女箭这样的小事也不放过。特别明显的是，为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与国行对比，作者在《丹尼尔·丁》中让丹尼尔去了好莱坞；而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作者让查尔斯先去波士顿，然后去国南方，为的是对南北战争后的国与英国行比较。从情节发展上看，这两次旅行都并非是必然的。这些议论和比较，有的纯属知识范围，有的则是为了说明某个问题。例如，为了说明维多利亚时代在**问题上的虚伪，作者不惜几乎用整章的篇幅来行议论。对于这写法，评论界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英国的·R·卡兹在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如保“福尔斯的比较技巧使我们有可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从那个社会（维多利亚时代）发展而来的。”许多英读者对这比较方法很兴趣，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是维多利亚时代任何作家都写不来的一维多利亚小说。

见哈罗德·品特改编的电影剧本《法国中尉的女人》（英文版，98年）第5页。

正是在“给人以自由”的思想支下，故事最后又现了喜剧和悲剧两结尾。在第五十五章中，作者在讲述了查尔斯的需要与莎拉的需要两方面的矛盾之后，表示要让矛盾自行发展，而不去预，自己只起一个记录员的作用。“在这场冲突中我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提供两可能，两描述。”这小说前后有三个不同的结尾，对于这写法，正如福尔斯在给本书的中译本所写的前言中所说，有人认为它“扼杀”了欧洲小说的传统；更多的评论则认为三个结尾并不单纯是为了样翻新，而是说明三不同的可能结局，这更符合小说中历史事件的发展；正如现实生活中一件事的发展也许有几可能一样，作者用三结局来结束他的小说，就显得更为真实。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阐述了自己的创作理论，同时，这小说本也就是他的理论的实践。福尔斯反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创作的“全知观”，即“小说家仅次于上帝，他可能并不是无所不知的，但他要装无所不知的样。”他说，小说家都是事先拟好计划，对情节、人、结构等行全面安排，然后计划写作。他认为这创作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们知，世界是个有机，而不是一机。我们还知，一个塑造的真实世界必须独立于其塑造者。一个计划的世界是一个僵死的世界。我们笔下的人和事件只有不受我们约束时，才开始变得活生生的。”因此“必须给人以自由！”这样，在小说第十二章中，作者说他命令查尔斯离开莎拉以后回莱姆镇去，可是查尔斯并没有那样，而是转走下坡，无缘无故地到房去了。“去房那个主意明显地自查尔斯，而不是自我本人。再说，倘若我希望他是位真实的人，我就得尊重他的自由，而废弃我为他规定的貌似神圣的计划。”在第四十四章里，作者写到查尔斯准备跟欧内斯娜结婚，但在下一章中，查尔斯突然改变了主意，去追求“法国中尉的妇”了。

彼得·沃尔夫著《约翰·福尔斯》（英文版，979年）第3页。

本世纪四十年代，随着弗吉尼亚·沃尔芙和詹姆斯·乔伊斯相继谢世，把小说改造为表现现代意识之工的创造历史时期…即意识小说时期，暂告一段。到五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又在英国文学中占了主要地位，现了“愤怒的青年”一派及一批工人小说家，他们以严肃的态度写社会问题和德问题，有的评论家把他们称为“社会文献派。”到了六、七十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以及新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英国文学界现了一批艺术风格有显著变化的作家，象安东尼·伯吉斯，艾丽丝·默多克，安格斯·威尔逊等，其中，约翰·福尔斯是较为突的一位，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六十年代一有代表的作品，获得了国际笔会银笔奖。尽以上作家的作品内容和风格各异，但他们都在探索人在社会中所的地位和人的自我本质，艺术上都企图突破或扬弃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对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手段行各实验，从而创造一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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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宪之蔺延梓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日于上海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大分却采用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写法。作者在第十三章中说：“假如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装作了解我笔下人的思想和内心世界，那只是因为我所采用的是我所写故事的那个时代被广泛采用的传统方法。”不言而喻，采用这方法对再现当时的人和环境是有利的。可是，作者在采用这方法的同时，又不断地对它开玩笑，甚至嘲，经常有意识地去突破这创作方法的束缚，这更激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兴趣。有的评论说，福尔斯的小说表明：一个二十世纪的作家只能从二十世纪的哲学和情角度来写书，不可能再照十九世纪的某模式依样画葫芦。其实，福尔斯本人在为哈罗德·品特改编的电影剧本所写的序言中也不否认，他是从维多利亚中期和当代两观来创作这小说的。

我们常说，外国文学作品可以起到借鉴作用，自然这并不是说阅读一作品就要接受它的观或模仿它的方法。读者和文学的关系决不是这样简单的。可以收的固然可贵，不能收的作为知识也同样重要。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世界是如此大，生活是如此复杂；了解到世界上有那样的人，发生过那样的事：对人生和社会有人作那样的解释，持那样的态度；文学作品还可以用那样的方法来写。这就可以扩大我们的界，使我们免受狭隘、偏颇、简单化的局限。在这小说中，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替使用；打破历史时间概念，作者在小说中自由；人可以不受作者控制，其命运可以有多对选择；它既是以人、情节为中心的小说，又象是“以小说形式写成的论文集”；既模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制和风格，又嘲它；突破它；既以维多利亚中期作为小说的背景，写那时的人故事，又不是一历史小说，而包了现代内容。以上读者在阅读这作品时，自会有清楚的了解。